以西藏為主體的青藏高原分布有眾多的高山大川，高原四周被岡底斯山脈、崑崙山脈、橫斷山脈和喜馬拉雅眾山脈環抱，無數江河奔流其中，大小湖泊星羅棋布。青藏高原在中國境內包括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境，甘肅、四川、雲南和新疆部分地區，面積約佔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青藏高原的總體地勢是西北高東南低，北面是廣闊的藏北高原，南面是以雅魯藏布江為主的藏南谷地，東南側則分布著南北走向的山脈峽谷。由於喜馬拉雅造山運動，青藏高原海拔從1000多米上升到4000多米，最高海拔可達8844.43米，植被垂直帶譜分布範圍廣。在海拔1200米以下地帶發育著雨林和季雨林；海拔1200米至3200米分布著鬱鬱蔥蔥的常綠闊葉林和針闊混交林；海拔3200米到4200米是寒溫帶針葉林，生長有多種冷杉和雲杉；在海拔44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帶，受區域氣候影響，形成溫帶草原和溫帶乾旱落葉灌叢植被；海拔4400米以上是高寒草原和灌叢，青藏高原種類繁多的杜鵑花和報春花主要分布在這一帶，每當盛夏時節，百花爭放，斑斕的色彩與白白的雪山交相輝映。目前已確定青藏高原共有杜鵑花屬168種，報春花112種，各種植物共有6000多種。

       中國人對植物利用的歷史悠久，根據河南仰韶村遺址發現的稻穀遺存的碳14測定，中國對稻的栽培時間為距今5000年前。中國人還在利用植物的過程中發現了植物的藥理原理，編錄了藥草名錄，東漢末年成書的《本草經》共收錄237種植物藥材，明代李時珍編纂的《本草綱目》共載有植物藥材1892種，清乾隆時期帝瑪爾·丹增彭措所著的《晶珠本草》收錄了藏草藥1006種。13世紀末僑居中國多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對中國的植物分布作了生動地描述：

      「山西栽培有適於釀酒的葡萄，福建的生薑質量很好，西康和四川遍布竹子，青藏高原地區則漫山遍野的生長著大黃。」

洛克

       青藏高原地處亞洲內陸中心，高高隆起的地形築成一道天然的屏障，不僅在地理上形成了自成一體的生態環境，在政治上也阻礙了外來人的進入，形成封閉的文化圈。19世紀以前，西方人在青藏高原的植物採集是零散的、自發的，19世紀以後，一批專業的植物學家進入藏區，開始大規模的植物學考察和收採。英國人是青藏高原植物採集的先行者，主要在藏邊西南地區採集；俄國人利用地緣優勢，採集的地點主要集中在藏邊西北地區；法國人的採集以傳教士為主，其中不乏植物學專業人士，其中有關西方人在青藏高原植物採集的最早記錄便是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他於1723年送回巴黎研究院的一批中藥，其中有產自於青藏高原的名貴中藥冬蟲夏草；美國屬於後起之秀，採集以專業的植物採集學家為主，代表人物是洛克。

       英國人在華進行植物採集的時間較早，地點主要集中青藏高原西南部。英國人最早進入藏地採集植物的是穆爾可夫特（William Moorcroft，1767~1825），他於1812年到阿里地區的瑪旁雍措採集植物標本，他還是藏野驢的命名者。英國人在青藏高原的植物採集以杜鵑花的採集與引進最為聞名和成功，今天很多英國人家的庭院裡便栽種著原產自青藏高原的杜鵑花，所以有「沒有西藏的杜鵑花就沒有英國人家的花園」的說法。西藏的杜鵑花品種佔世界杜鵑花種類的五分之一，主要的品種有高山杜鵑、泡葉杜鵑、微毛杜鵑、亮鱗杜鵑、卵狀杜鵑、櫻杜鵑、灰皮杜鵑、柳條杜鵑和黃杯杜鵑等，顏色有白、紅、紫、黃等，每到花季，漫山遍野都是花的海洋。英國植物學家喬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1873~1932）以採集杜鵑花而聞名，1904年，還在愛丁堡皇家植物園任職的福雷斯特受雇於一家花木公司，遠赴中國收集植物。從1904年到1932年，他在雲南共進行了七次考察，採集了三萬多份植物標本，其中包括200多種杜鵑花種，新發現的物種中以他名字命名的就超過30種，他在青藏高原地區採集的杜鵑花種使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成為世界上收種杜鵑花品種最多的植物園。

       英國來藏採集植物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韓爾禮（Augustine Henry,1857~1930），他於1881年在中國海關任職，開始在湖北地區採集植物標本，五年後運回第一批植物標本到丘園。1888年，韓爾禮開始在青藏高原周邊地區採集植物，主要在四川巫山地區和雲南蒙自、紅河河谷。他在巫山地區發現了有「植物活化石」之稱的珙桐，把種子帶到了英國，進行珙桐的栽培。韓爾禮在華期間共採得植物標本5000種以上，包括500多個新種，他編著的《中國植物名錄》（Chinese Names of Plants）和《中國經濟植物札記》（Notes on Chinese Economic Plants）是來華外國人對中國植物分類學研究的重要成果。韓爾禮還引領其他植物學家前往青藏高原進行採集，1899年，英國園藝學家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抵達中國，他在雲南受到韓爾禮的指點，到川鄂交界的高山峽谷中採集珙桐樹種子和其它園藝植物。威爾遜此行收穫頗豐，採集的數千份標本被送到英國維徹（Veitch）種苗公司，極大地豐富了維徹公司的種苗品種。威爾遜在這一地區進行採集時，為這一地區優美的風景和豐富的植物資源所傾倒，他在《一個博物學家在華西》（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一書中稱這裡為「花的王國」、「人間天堂」和「中國西部的花園」，極盡贊美之辭。

大花黄牡丹

       自18世紀後半葉起，英、俄兩國在中亞地區展開了勢力角逐，青藏高原成為他們勢力爭奪的競技場，兩國紛紛派出考察家前往青藏高原進行考察。隨著英國在青藏高原勢力的滲透，俄國急切地想利用地理位置優勢打通由北面入藏的路線。自1860年起，俄國政府先後派遣了十五支考察隊進入藏地。但由於此時青藏高原北面及東面的路線均遭到封鎖，俄國考察隊多徘徊在東北藏地區，他們在東北藏地區開展了大量的考察，採集了數以萬計的植物標本，其中一些植物現在在青藏高原已難覓蹤影，這些標本多存種在彼得堡植物園。 俄國最著名的考察家之一就是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1839~1888）。

       普爾熱瓦爾斯基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探險事業，西藏一直是普爾熱瓦爾斯基所追尋的香巴拉，他從青年時代便立志要前往西藏探險。自1867年起至1888年的11年間，普爾熱瓦爾斯基進行了五次中亞考察，並於1888年死於探險途中，探險便是他一生的事業。普爾熱瓦爾斯基的五次考察中，有三次到達藏區進行植物標本採集。1870年至1873年的考察普氏共採集到植物標本5000多份，包括600余種。

普爾熱瓦爾斯基

       在青藏高原進行植物採集的另一位俄國著名探險家是佩夫佐夫（M·V·Pevtsov，1843-1962），1888年普氏去逝後，他的考察隊交由佩夫佐夫領導。1889年這支12人的西藏「探險」隊越過天山進入新疆，翻越崑崙山，他們考察了東北藏地區的地質狀況和崑崙山山脈的金礦區，還採集到植物標本7000號，包括700種，標本後來由羅伯羅夫斯基交存於彼得堡植物園。

       俄國人波塔寧（G.N.Potanin，1835-1920）與同時代的普爾熱瓦爾斯基、佩夫佐夫被認為是俄國地理學會在沙俄時期中國西部考察史上最重要的三位考察家，他是俄國考察家在青藏高原進行植物採集的集大成者。自1876年開始，波塔寧先後進行了五次中國考察，其足跡遍及當時的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華北、東北一些地區。1884年至1885年波塔寧率領考察隊在青海湖、甘肅西南高地以及四川松潘、平武等地考察收集植物，此行共收集植物標本12000號，經馬克西姆維茲鑒定，含4000種。1892年，波塔寧再次率隊從恰克圖出發前往中國西南的四川西北和西藏東部，這次他們在雅礱江和巴塘附近採集了900多號植物標本。波塔寧的數次青藏高原植物考察之行共採集到約13000號標本，代表4500種，這些動物標本、植物種子和藥材均被送到彼得堡植物園。波塔寧根據數次採集的植物標本編著了《唐古物植物》（Flora Tangutica）一書，對青藏高原的植物種類進行了系統的整理。

       1830年，法國青年植物學家傑克蒙特（Victor Vincelas Jacquemont，1801-1832)從印度到西藏阿里地區採集植物標本，這次採集中他發現了喜馬拉雅白樺 (命名為Betula Jacquemontii)，並以他的名字命名，採集到的標本現收藏於英國皇家博物館和巴黎。

       賴神甫（J.M.Delavay，1838-1895）是法國在華進行植物採集的著名人士，他於1867年來到中國廣東，在廣東和海南島採集植物並送給英國有名的收藏家漢斯（Hans Sloane，1660-1753）。1881年後，賴神甫開始為巴黎博物館採集植物標本，他在雲南、四川等地共採集到植物標本約200000號，共4000種左右，其中包括1500余個新種，許多新屬。法國傳教士蘇里歐（J.A.Soulie）自1886年起在康定附近的西藏邊緣進行了10年的考察收集，給巴黎博物館送去7000號以上的標本。

       另一位著名的採集者是新奧爾良王子亨利（Prince Henry of Orleans，1867-1901），他是受法國傳教士古伯察遊記的影響，追隨他的腳步前往青藏高原。亨利從1889年開始在雲南西北部和四川康定、巴塘、理塘一帶共採集到植物標本超過400種。

賴神甫

       美國人在青藏高原進行植物採集的代表人物是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20世紀20年代，約瑟夫·洛克以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撰稿人皆攝影師和美國農業部、哈佛大學植物研究所的植物標本採集者的身份從雲南入藏。早期洛克受美國農業部的委託到喜馬拉雅山地區採集大風子樹種子，因為這種樹種子提煉的油可以治麻風病。在完成農業部的委託工作後，洛克又受雇於美國地理學會，為其在中國收集經濟植物和觀賞植物。1923年，洛克循著滇藏茶馬古道向藏地進發，他們從雲南出發到達卓尼，在迭部（當時的迭部屬於卓尼土司的管轄範圍）採集了三個月，然後繼續南下到達拉卜楞，過黃河前往阿尼瑪卿山，在那個地區考察雲杉和落葉松林，以及報春花、縁絨蒿等植物群落。洛克在考察完拉加寺周邊及阿尼瑪卿山北麓地區的植物情況後，於1926年8月返回卓尼下迭部進行採集，完成這次考察之行。他的這次考察目的主要是對阿尼瑪卿山北麓地區的植被分布進行實地探查和研究。這次旅行考察，共採得植物標本和種子六萬件，約2000種，1928年，洛克第二次為美國地理學會來華採集。在大約兩年的時間里，他往來於川藏交界的巴塘等地採集，特別是一些前人未去過的地點。共採得植物約3000種。這些標本現藏於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園。

多刺綠絨蒿

       1903年至1905年德國軍官費爾希納（Wilhelm Filchner，1877~1957）率領一支黃河上游考察隊到甘肅西部和西藏東部考察，在黃河源的扎陵湖和鄂陵湖進行植物採集。比他略早，福特雷(Karl Josef Futterer, 1866-1906)和霍爾德拉(J.Holderer)於1900年在甘肅和西藏進行植物採集，標本送存於柏林植物園。

       1913年，另一個德國人利普瑞齊（W.Limpricht）到四川西南地區進行考察，採集到大批植物標本。1921年，瑞典人史密斯（K.A.H.Smith）因去西藏受阻後，在雲南和四川松潘、康地等地採集植物標本，共採到10000號標本，共800種，含300個新種，他採的標本後來大多經德國和澳大利亞的植物學家定名發表。曾隨斯文赫定到新疆考察過的瑞典人哈麥爾（D.Hummel）於1930年在我國郝景盛等人的陪同下到甘南岷縣採集，採集隊還到了青海湖，共採得植物標本2500號。長期居住在我國西北的比利時人赫斯（J.Hers）曾在東北藏地區採集植物，數年間共採得標本2000種。

       每一株植物，都有一段故事，植物從種子萌芽，到開花、結果，都在展示一段生命的歷程。自然界中的每一棵樹都在用它的年輪記錄歷史，每一株草的葉上都留有生命的印跡，或許數月，或許數年、數百年，它們終將完成自己的生命史。每一位關注植物的人都懂得珍惜植物生命的價值，懂得大自然的奇妙，青藏高原獨待的地理孕育了特殊的生物環境，正是這種奇妙的存在在四百年間吸引了數百位西方考察家前來探密，這裡是他們的夢想，也留下了他們的腳印。在鋼筋混凝土肆虐的當下，我們留在植物上的目光還有多少，我們能關注到的斑斕多彩的大自然還剩幾方，且行且珍惜。

總狀綠絨蒿

文/朱華玉 圖/語焉 資料圖片

原文刊登在《西藏旅遊》2014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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