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索窮 攝影/ 金海索窮
西藏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目前只有藏戲和格薩爾說唱藝術。那曲作為格薩爾文化重鎮，是格薩爾藝人的故鄉。40 歲的次仁占堆，2006 年被列入格薩爾說唱傳承藝人行列，2008 年獲得國家級格薩爾說唱藝術代表性傳承人資格。他和有關部門專家學者合作，整理、搶救了360 首格薩爾說唱曲調。
↓那曲地區的格薩爾藝人下鄉演出。（攝影/ 金海）
40 歲的次仁占堆剛躲過一場病魔的侵襲，看上去比幾年前消瘦很多，氣色也大不如從前。他的故事館開在一家賓館的底層，生意不溫不火，但他每天都出來親手打理店內外的一切瑣碎，事無巨細、樂此不疲。
得知我們的來歷，他跑很遠的路來接我們。忙裏偷閒，很愉快的接受了我們的採訪，講述了他和格薩爾藝術那些不得不說的往事。
格薩爾藝人的故鄉——那曲
史詩格薩爾王傳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最長史詩，它既是族群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又是多民族民間文化可持續發展的見證。這一為多民族共用的口頭史詩是草原遊牧文化的結晶，代表著古代藏族民間文化與口頭敍事藝術的最高成就，無數游吟歌手世代承襲著有關它的吟唱和表演。
格薩爾王傳歷史悠久，結構宏偉，卷帙浩繁，內容豐富，氣勢磅礴，流傳廣泛，是在藏族古代神話傳說、詩歌和諺語等民間文學的豐厚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向人們提供了寶貴的原始社會的歷史形態和豐富的資料，同時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史冊。
史詩中的格薩爾有超人的智慧和本領，一生征戰，打敗強敵，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史詩以幻想的誇張手法把格薩爾神化，表達了人民的某些願望，也曲折地反映了歷史上複雜的部落、民族關係。
原那曲著名格薩爾學者李彬保護下來的研究材料包括：那曲地區格薩爾風物傳說光碟、關於史詩格薩爾及其說唱藝人照片、那曲格薩爾風物傳說文字稿、藝人簡介文字稿及那曲地區流傳的格薩爾藝術衍生產品、強盜歌藏漢文對照文字稿等。
李彬認為那曲是中國格薩爾說唱藝人最集中的地方。
次仁占堆的驕傲和困惑
西藏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目前只有藏戲和格薩爾說唱藝術，那曲作為格薩爾文化重鎮，次仁占堆說他個人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感到肩上的擔子非常沉重。“今年我們和有關部門專家學者合作，整理、搶救了360 首格薩爾說唱曲調（包括嶺國所有戰將，敵方的幾十名人員，有些仙鶴和戰馬都有各自固定的唱腔），我們把它錄製成伴奏帶以便于利用和長期保存，這是我最新完成的工作，意義很大。”
對格薩爾藝術工作的艱難程度，次仁占堆形象地比喻：既然已經從事這項意義重大的事業，我的工作就像爬懸崖一樣，有梯子、腳凳最好不過了；沒有這些我就拽個繩索也得攀上去；如果這個也沒有，我手抓腳蹬也得想個辦法出來才行，心氣不能輸。“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就整理格薩爾故事這塊，國家非常重視。特別在群眾中，格薩爾故事深入人心。前輩們所編寫的格薩爾故事的歷史基礎非常扎實，現在的年輕人也很喜歡格薩爾的故事。這樣，工作上不像以前，壓力很大。首先，剛才說了格薩爾的故事有著久遠而深刻的歷史，格薩爾故事以前在西藏很受重視，原因是這樣的——很多西藏史書有記載，很多著名學者也做過解釋，吐蕃王朝滅亡之後沒有一個人能夠統治全西藏，約幾百年西藏處於崩潰狀態，各地出現了眾多自立的國王，把當地民眾歸為自己的奴隸，佔領有利地域，割據一方，形成了很多小邦，以強壓弱，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這個時候，格薩爾王就出現了。格薩爾王以宗教和政治的平衡推進來促進社會發展，故事裏說；六道皈依，三界共和。三界和諧就是消除不平衡，推進平等。六道皈依就是不濫殺無辜，這本身符合人的本性，格薩爾王建立了統一而和諧的家國，那時候國內外都無不稱讚他是真正的國王，不謀私利，一心為眾，號稱世界雄獅格薩爾王就是這樣來的。如果格薩爾不稱其為高原上的英雄，格薩爾的故事自然也就不會存在，編造這樣長的歷史故事也是不可能的，從我們宗教上講，沒有格薩爾神通廣大的本領，草原上沒有上過學的小孩不可能完整地把他的史詩說唱出來。格薩爾的故事有兩三百本，過去形成書的大約兩百多本，這裏沒能研究的和新產生的加起來範圍就更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搞這項工作，經驗和能力很重要，所以困難就在這兒。”
格薩爾說唱藝人的演出神采飛揚，酣暢淋漓。（攝影/ 金海）
其二是說唱格薩爾的藝人太多。從生活上講，格薩爾的說唱藝人與其他行業相比比較簡樸，他（她）除了專門說唱格薩爾故事，沒有其他收入來源。
根據次仁占堆介紹，解放前，格薩爾說唱藝人生活艱苦。“當時西藏社會處在農牧主的壓迫下，牧區群眾的生活非常艱窘，藝人的生活條件也不好。比如某頭人家有喜事，就叫個藝人去說唱，就那一天他能拿到應得的一點報酬，一點青稞也好，頭人們吃剩下的也好，就這一點。這一天過完就完了。有點好處是不用低頭求人要食物，他可以輪流去各部落說唱，每到一處說唱一次，聽說他得到的酬勞有羊肉一腿，青稞一盆，一小袋糌粑等，這些可以維持他幾天的生活，有關的格薩爾諺語記載；說唱藝人不會挨饑餓，也不能儲蓄財物，也沒有時間料理財物，他要到處去說唱，他們跟現代藝人比苦多了，但跟當時的牧人比他（藝人）還是比較幸運。在我們那曲藝人的歷史上，很多前輩，像比如縣的那雄加日藝人而言，每當有大型聚會時那雄頭人常找他商量事宜，這說明他在當地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嘉黎的藝人嘎魯，當時他在他們那個區域是個部落的首領，他能說會道很有本事，說唱的故事已錄成書，很有名聲。那曲地區班戈縣以前有個叫絨布果嘎的藝人，此人也特別能說會道，特別是遇到些需要調解的糾紛時他去，調解後所產生費用的一半歸他所有，像他們不僅是個有名聲的藝人，在社會上也有小官員的待遇。當然了，更多的可能還是普普通通的貧窮藝人，靠一張嘴過那種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
↓這是在那曲格薩爾宮裏表演節目的藝人，少受風寒之苦，
但隨著環境的改變，觀眾的投入也不一樣。（攝影/ 金海）
作為現代草原上的知名藝人，次仁占堆不無懷念小時候無憂無慮的牧童生活：“那時，我在牧區的草原上大大方方過日子，有匹快馬騎心裏就高興，前面遇到個生意就開心，現在的話交通工具這麼發達，去拉薩馬上就到了，有個好看一點的心裏就高心，如果差點的就會難受的，這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質現在就是好，科技等什麼都在發展，這就是幸福。社會在迅速發展的時候，生活條件也在不斷的改善。生活越發展心情越高興，很想多幹點工作。我在牧區生活的時候，牧人的生活裏除了馬牛羊，就是去看賽馬會，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卻沒有想到要在賽馬會說唱格薩爾的事，那時候我沒有要把我的格薩爾故事宣傳推廣的想法。現在走過很多城市後，才有一種想法，我要把格薩爾的故事不僅傳播全國，還要傳遍全世界，人的視野一旦寬闊想的就越多，想做的事情也越多，這也許就是人類進步發展的一種過程。”
一抬眼，看到演唱廳的顧客寥寥無幾，次仁占堆略一沉思，話題中開始帶著矛盾的心態：“現在呢，經濟上，人們隨著國家的好政策經商立業，生活水準有了改善。但我們說唱藝人屬於文化藝術範疇，專門靠說唱故事維持生活收入也不多。就我而言，每月有國家發的工資，但其他藝人在經濟上就有困難了，特別是與其他地方相比，比如青甘蒙等地，只要你成了格薩爾說唱傳承人就能享受中低級職等不同的待遇。而我也是個國家級格薩爾說唱藝人，多年從事這項工作，妻子是家庭主婦，日常生活及子女學等費只能靠我的收入。反過頭來，也可以說未來的道路平暢無阻，為什麼呢，國家出臺了搶救整理的好政策，並在實施非物質文化搶救工作是前所未有的。藝人他沒有時間去飼養家畜，他們專為格薩爾故事而生，如果格薩爾事業越來越發達他們的前途就有保障。譬如我們那曲有七十多位格薩爾說唱藝人，把其中十八到二十左右挑選到這裏工作，他們沒有房子也沒有家畜，一直搞格薩爾的工作。
次仁占堆的從藝之路
回憶起自己的從藝之路，次仁占堆的語氣裏卻又帶著五味雜陳的感覺——“我在十一、十二歲的時候在牧區生活，那時是人民公社時代，不允許有‘迷信思想’，在那樣環境裏我只有一至二年的時間說唱格薩爾故事，後來隨著政策放寬，說唱格薩爾的故事在群眾中已經有了先例。在群眾中允許說唱格薩爾故事以後，我十三歲那年開始說唱，十三，十四，十五歲都在說。
我十六歲那年，正遇上我們西藏社科院第一屆格薩爾故事整理會議精神調研，後來在社科院格薩爾研究辦的安排和要求下，我到拉薩參加格薩爾的錄製，用錄音帶錄了四五部格薩爾故事。在三年多時間錄製了很多格薩爾的故事。之後我十七、十八歲時在那曲群眾藝術館白天錄製格薩爾的故事，晚上（一、三、五、天）開始給來自各地群眾說唱，這樣過了四五年。之後我去了班戈縣。1991 年，我們國家舉行了一次格薩爾研討會，文化部、民間藝術家協會、民委等幾個部門給我頒發了國家級著名說唱傳承藝人的證書，我在單位裏就開始享有員工的待遇，1993 年我成了正式員工。
1996 年8 月25 日把我從班戈縣調到了那曲地區群眾藝術館。我過來以後，為了拯救要失傳的格薩爾故事為目的，根據說唱藝人逐步增多的機遇，以那曲群藝館的名義，在那曲的市場裏建了格薩爾說唱殿。從1996年開始到1999 年，三年期間培養了年青的說唱藝人有八九個。
“我開始說格薩爾故事是這樣的，我小時候十二歲多快十三的時候，在一個山洞裏睡著了，睡了三個月，當時做夢，開始是這樣說唱的，後來常做夢，不需要費力隨時都可以說唱，我這說唱的基礎都是夢裏來的。我們那曲多半說唱藝人的經歷大概是這樣的。很多人雖然有淵博的知識，但他講述不了格薩爾王的故事，這是因為需要具備（身語意）的根源或者叫作條件，語要控制其音頻，身要有能承受降神（神授）時的靈和魂，意要領會其規律。不具備這三個要素就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包仲（神授藝人）或撚仲（自悟藝人），是這樣的。
然而，對於草原上的“神授”藝人，格薩爾學者紮巴索南告訴我說，他個人多年研究認為產生所謂產生“神授”藝人的緣由大概有這樣幾個因素——第一，格薩爾說唱藝術是草原文化產物。在地廣人稀的草原地區，西藏谷地和農區習見的藏戲、繪畫、喇嘛嘛尼等藝術形式相對少見，因此，以格薩爾說唱為代表的語言藝術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精神食糧，百聽不厭，很多小孩從小單純聽父輩講格薩爾的故事，藝術的種子在心中萌芽並激情迸發、躍躍欲試。久而久之，萬裏羌塘草原自然而然地成為產生格薩爾藝人天然的土壤；第二，格薩爾說唱藝人在越是偏遠的草原牧區出現的越多，因為那些地區尚未被物質文明和現代媒體染指，牧人的思想非常單純，頭腦非常乾淨。在不經常動用其他感官且較少受俗世壓力的情況下，人們頭腦中的記憶力得到極大的開發，牧民可以把幾百頭甚至上千頭牲口認得一清二楚，聽記一段格薩爾故事對他們並非難事。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白天聽到的故事晚上難免出現在他們夢境中，所謂“神授”、“托夢”的說辭也就能理解；第三，在奇偉莫測的大自然面前，草原人敏感孤獨的心靈和濃厚的英雄主義情結使他們對這種故事類型感到分外親切，產生共鳴並牢記於心，進而有說唱的衝動。包括次仁占堆這樣的格薩爾藝人應該也是這樣產生的。當然，次仁占堆和類似的傑出藝人以個人的出眾才華和超人付出使他在眾多藝人中脫穎而出，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藝人們說還是在牧人的帳篷裏說唱感覺自在。（攝影/ 金海）
“未來的方向很奇特”
次仁占堆說：“在整理格薩爾故事的過程中，最難忘的就是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在國際上得到了認可和重視，而且我相信將來也會有個圓滿的結局。
“現在我們到處去說唱過格薩爾王的故事，像澳門等地去過多次，也參加過上海世博會，吸引了很多聽眾，也達到了藝術宣傳的預期效果，這是最好的結果，“
但是未來的方向呢很奇特，為什麼呢，我們只是個普通講歷史故事的藝人，但是我們到群眾中去說唱的時候，受到廣大群眾的尊重，到有些地方時把你當作上師（喇嘛）來看待，敬稱你為藝人仁波切，巴烏（英雄）仁波切，喇嘛仁波切等，群眾對你用仁波切來稱呼。長者們手捧著哈達到你跟前，他們認為說唱完了後不給藝人獻哈達是最大的不吉利，群眾中就有這樣風俗對待說唱藝人。那曲的藝人到青海去說唱時，某地什麼時候接待，某地來多少人迎客等等都安排好了的，就像接待喇嘛（活佛）一樣。
“我們的藝人說唱還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是有些藝人說唱時自己悟解不到位，說唱時哪怕不說話，打手勢也能讓你明白故事的內容，有些時候講一個‘宗’有這麼厚的一本書，但有些書就這麼薄，內容卻完整豐富而且精彩。現在我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最頭痛問題就是這個，比如關於一個‘宗’的故事你寫了這麼厚的一本書，但內容沒有多少引人注目的地方，沒有突出表現中心意義，而另一個藝人只有這麼個小冊，內容非常完整和精彩。這兩者間要進行細緻的研究，一個看似簡單，另一個太長而又表達不了中心含義，這可能是因為我們文化水準所限，有這樣的困惑。
“至於說到學徒，一直到現在整理那麼多格薩爾故事的都是我的子弟，現在有七十多個，可以說是學徒，也可以說是我們挑選的支持者，真正的學徒不用培養，我前面說過新藝人要自然具備包仲（神授）和通仲（聞知藝人）的綜合素養，這草原的天空不變，新的說唱藝人就會不斷地出現。對於老師來說，不會的地方要解釋，會的地方要修正，不懂的要去教，我的學生有的已經是有十七八年經歷的藝人了，還是一種非常傳統的傳承形式。”
格薩爾學者次仁告訴我們，在舊西藏，宗教文化佔據文化的主導地位，不僅對流傳於群眾中的史詩搜集、整理無人問津，而且遭到禁止和排擠。《格薩爾》藝人被當作下賤的乞丐，視《格薩爾王傳》為“乞丐的喧囂”，只是藝人們謀生的一種手段，而無緣進入藝術殿堂。
為改變過去那種“人亡藝絕”、“藝隨人亡”的局面，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格薩爾王藝術的傳承和保護工作，採取了以下措施進行有效的搶救。
（1）在西藏自治區等地成立了專門的《格薩爾王傳》搶救、保護、研究機構。
（2）開展全國範圍內的《格薩爾》普查工作，深入瞭解《格薩爾王傳》及其說唱藝人分佈情況。
（3）在普查工作的基礎上對重點說唱藝人進行了錄音、整理、出版工作。
2011 年，在東京國際動漫展上，人們都對動畫電影《格薩爾》產生了極大興趣。在動畫片《格薩爾》裏，融合了藏族服飾、藏族民俗、藏族音樂等文化元素。比如動畫片的開篇，製作方吸收運用了藏族唐卡、壁畫等元素，巧妙地表現了格薩爾的誕生過程。
2008 年，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傳媒學院又開展了三維史詩動畫片《格薩爾王》項目。之所以稱為“項目”，不僅是因為三維動畫片走在了中國動漫製作的前列，而且因為這是《格薩爾王》的第一部系列長片，製作了100 集。該片利用華中師範大學在技術、師資上的優勢，彌補了國內動畫行業在這一文化內容上的空白。
毫無疑問，紛紛湧現的動畫片及動畫電影《格薩爾》將會給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賦予嶄新的活力。
草原牧民才是說唱藝人們永遠忠實的觀眾。（攝影/ 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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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次仁占堆的演唱有自己的特色。（攝影/ 金海） 右圖沒有霸氣是唱不好格薩爾史詩的。（攝影/ 金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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