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處俯瞰恰姆石窟密集的洞窟。（攝影/范久輝）
恰姆石窟是西藏考古史上極其重要的發現，也是近兩年在西藏石窟研究中最為閃亮的一顆新星，被譽為“2011中國六大考古發現”之一。
這是一個過去從未公諸於世的石窟。在位於海拔4500米到5300米的喜馬拉雅山中段的果美山上，它一直沉睡著，就連山下的恰姆村村民也無法說清它的來歷。然而，13次進藏的作家、學者、攝影家趙春江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得以進入石窟，震驚之餘，他用手中的相機艱難採擷到部分圖像，並最終呈現出來。
從宏觀的地理位置看，恰姆石窟正處於西藏西部的阿裡與衛藏腹心區域的連接地帶。西部的阿裡和東部的崗巴縣、康瑪縣、拉孜縣等地都有與恰姆石窟同樣題材的金剛界神眾，南部的尼泊爾北部山地出現的諸多石窟、寺院也與此有緊密的聯繫。這種空間的關聯，當與當時的某一支特定社會發展力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恰姆石窟的發現，其發現擴大了西藏乃至中國石窟的分佈空間，尤其是I區重要三個窟記憶體留的泥塑、壁畫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對探討西藏早期佛教藝術、佛教發展史，以及後弘期初期西藏社會歷史的進程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漫談恰姆石窟中的壁畫 撰文/赤培·巴桑次仁
恰姆石窟位於西藏日喀則地區定結縣瓊孜鄉恰姆村南3公里，喜馬拉雅山脈中段中尼邊界果美山的南北向山脊的東側崖壁。石窟群以南北向分佈于葉茹藏布支流給曲左岸。海拔4506-4600米，石窟群南北長約863米、東西寬約65米，總占地面積56096平方米。
赤培·巴桑次仁：西藏大學藏學系藏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任職于日喀則地區文物局宗山博物館，主要從事佛教考古及西藏美術史方面的研究工作，現在中央民族大學文博學院研修班學習。
2008年8月，日喀則地區文物普查隊在定結縣開展“西藏自治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之時，首次將該石窟命名為“恰姆石窟寺”。其初步調查資料發表在當年由國家文物局主編的《2008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重要新發現》一書中。2009年9月28日，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公佈“恰姆石窟寺”為西藏自治區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7月，吉林省派往定結縣的第四批援藏幹部趙春江先生造訪實地，將拍攝的恰姆石窟照片於2010年12月在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年展上推出，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
2011年8月，首都師範大學、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單位的專業人員先後前往實地，再次進行了專業、深入的調查。重點對該石窟群的Ⅰ區的三個洞窟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調查、測繪、記錄及攝影。同時對石窟群總體分佈情況、保存狀況等開展了初步的考察。
恰姆石窟寺是繼崗巴縣乃甲切木石窟寺之後，在後藏一帶發現的第二座石窟寺，它的發現進一步擴大了西藏境內石窟寺分佈範圍、也豐富了石窟寺內容，為研究西藏石窟寺提供了更多更翔實的實物資料。該遺址的發現還可以進一步完善西藏佛教美術的發展歷史，並在一定程度上澄清西藏佛教後弘期階段後藏日喀則一帶佛教藝術的傳播、交流的情況。
恰姆石窟洞窟外景、局部。（攝影/趙春江）
石窟分佈
恰姆石窟位於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定結縣瓊孜鄉恰姆村委會西南約3公里處，海拔4589米。石窟寺坐落在位於定結縣東南部吉曲河下游西岸約100米的果美山半腰上，東南側為廣闊的平原，西南側為加日朗慶山。石窟寺高出地面約30米，崖面基本為南北走向。
根據石窟所處的地勢變化、分佈範圍、不同區域石窟群具有的實際功能和當地百姓對石窟從屬關係形成的觀念劃分法，可將恰姆石窟群劃分為三個大區，自南向北依次為Ⅰ、Ⅱ、Ⅲ區。據粗略統計，整個石窟群約有105座洞窟，各個區分佈的情況為Ⅰ區洞窟29座、Ⅱ區35、Ⅲ區41座。
其中Ⅰ區1號窟，面闊5.73米，進深6.72米、高4米，窟內有泥雕佛像背光，殘體泥塑鍍金粉像。其中南面窟壁東側上有6個佛像背光，下方為主供佛背光，高1.76米、寬1.42米，主供佛背光下有一對背對著的泥雕大像須彌座。西側有一高0.70米的圓形小背光，蓮座下塑有一對背對著的泥雕殘馬,背光之間的空間裡鑲嵌有擦擦。窟頂平整，雖繪有壁畫，但因香火薰黑，只能隱約看出一些壁畫痕跡。正面窟壁（即西壁）共有7個泥雕佛像背光，中間背光高2.11米、寬1.13米。北面窟壁西側為雙孔雀須彌座。北面窟壁東側佛像背光下有像似鳥的須彌座，北面窟壁佛像背光間有壁畫，題材主要為人物、馬、樹等。
Ⅰ區2號窟為三間窟相通的“套間窟”，靠近第一間後面洞窟中央，有用彩粉繪製壇城的長方形台座一個，面闊5.20米，進深10.3、有四個供佛台和殘佛像。
Ⅰ區3號窟，面闊5.37米，進深5.54米、窟頂有模糊不清的原壁畫，正面窟壁即西北壁前為供佛台座，四壁繪滿清晰的壁畫，據分析可能是後期所繪。
恰姆K1號石窟里的人物畫，臉頰和額頭都略染赭紅。（攝影/趙春江）
畫風分析
對恰木石窟寺建寺時間的考證，對進一步探討研究石窟寺內壁畫和雕塑藝術的年代、風格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該石窟寺最南端K1窟的壁畫是有窟頂壁畫、佛背光壁畫、窟壁壁畫三個部分構成，其中窟頂壁畫通常以圓圈裝飾畫為主，這種裝飾圖案見於後藏康瑪縣境內的“艾旺寺”佛像衣飾之上，“屬於印度中亞的綜合樣式，杜齊認為西藏後弘期最早的寺院內的雕塑呈現出‘薩瑪達類型’樣式”，因此，“薩瑪達類型”的分佈地域大致可以劃定為處於藏西南的定結縣、崗巴縣到西藏腹心地帶的康瑪縣。恰木石窟寺的佛像和佛像背光呈現出早期佛教壁畫的簡易和不成熟的一面，整個背光分為上下兩個部分，上面為小背光造型呈葉片狀，下方為大背光同樣也呈葉片狀與小背光形成疊壓狀，小背光從裡到外分成三個圓圈，筆法粗略不規整，圖案以藤條狀為主樸素簡單，這種背光是屬於西藏早期佛教壁畫當中經常出現的一種背光，是藏式本土畫風的一種基本樣式。
此外，窟壁上的壁畫主要以人物、馬、樹為主，未見佛像壁畫，尤其是石窟K1當中出現的壁畫值得進一步研究和關注，該石窟壁畫當中題材以人物的壁畫頗多，似乎在描述供奉該寺廟施主的有關生平事蹟，或是當時該地域內有名望的貴族的一些生活場景。如K1南面窟壁佛背光左側上出現四個人物，他們身披白色翻領的斗篷，披髮垂落於背後，臉頰和額頭略染赭紅，手舉木碗和木瓢面對寶座上的人物，恰似侍從。頭領樣的人物安坐於臥榻之上，兩手置於斗篷內，著翻領白袍，頭戴高頂毛絨圓帽，披髮臉頰略染赭紅，在此下方出現的一人物為騎馬者，同樣身披斗篷，披髮垂落於肩背，臉頰和額頭略染赭紅。
以上在壁畫當中出現的人物，其服飾和裝束可以認定為比較典型的吐蕃時期的裝束，尤其是赭面習俗的出現，能夠判定壁畫繪製的時間不超過西元11世紀，甚至比這個時間還要早。因為，赭面習俗是吐蕃時期蕃人的一種審美取向，並在《舊唐書》中記載文成公主惡此習俗，逐引請贊布取締該俗，藏文史籍中又雲“赤面蕃人”也就是指蕃人的赭面習俗。值得注意的是與此相同的人物壁畫也出現在艾旺寺，杜齊認為“壁畫當中出現的人物服飾和裝束在如今的衛、後藏一帶是找不到的，而且人物的衣著類似中亞繪畫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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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姆K1號石窟主供佛背光下殘存的泥塑對象和泥塑對馬的佛座。（攝影/趙春江）
從目前掌握到的史籍來看，似乎沒有直接記錄該寺建造的準確資訊，但我們發現敘述吐蕃早期歷史的文字片段中依然能夠粗略的讀到該石窟寺所處的地方即定結縣的早期歷史。如能把這些零散的記錄化為一體，分清脈絡，也許能搜集到一條線索，在《賢者喜宴》中記載松贊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後，將吐蕃劃分為烏如、約如、葉如和如拉，四如內各設８個東岱、１個小東岱及１個近衛東岱，共４０個東岱。其中“藏葉如”一帶又劃分為拉堆“洛強”，而定結縣正好處於拉堆“洛”一帶，這個地方屬於40個東岱當中。眾所周知，在史料中沒有得到更直接的證據之前，確定石窟寺建造時間是不可靠的，但是我們從窟內的壁畫風格、筆法、題材上依稀能夠推斷出其建造年代，而且，與此石窟寺處在同一條線軸上的崗巴“乃甲切木”石窟寺，其“建造年代定為8至10世紀之間”，綜合上述因素可以推斷出恰木石窟寺的建造年代也有可能與此相當，能夠初步判定為8至11世紀之間建造的石窟寺廟。
同樣在K1窟內殘存的佛像寶座進一步證明了該石窟寺的古老性，佛像寶座的飾物可以判定佛像名稱是密教本尊佛像中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尤其是五方佛的表現不僅以程式化的繼承其修持經典中描述的造型外，而且藏地供奉五方佛的寺廟或佛堂出現的時間較早，可以追溯到吐蕃時期。K1窟中的主供佛背光下有一對背對著的泥雕大象須彌座。以大象為飾物往往出現在“大日如來”的寶座上，西側有一高0.70米的圓形小背光，蓮座下塑有一對背對著的泥雕殘馬，以馬為飾物的佛座，往往是“不空成就佛”的寶座，北面窟壁西側為雙孔雀須彌座，以孔雀為飾物的寶座是“無量光佛”的寶座，北面窟壁東側佛像背光下有像似鳥的須彌座，這個鳥形飾物是妙翅鳥的早期造型，而妙翅鳥作為飾物的寶座是“寶生佛”的寶座。
K1窟中出現的五方佛的雕塑嚴重的損毀，現只有部分的殘存，其風格無從考究，但從寶座飾物的樣式來窺探，得知似乎屬於吐蕃時期的雕塑，如大象的樣式甚為典型，大象四腿細長，象鼻粗壯，飾有頭套肚帶，孔雀寶座的兩隻孔雀背對靠齊，仰頭翹尾，刻法粗獷古樸，但又不失婀娜，色調單一，顯得簡單而清晰。
該石窟寺一直承續著寧瑪派的教義，寧瑪派屬於藏傳佛教最早形成的教派，因此，該石窟寺秉承寧瑪派也是情理之中的，這更能說明石窟寺本身年代的古老性。
壁畫價值
恰姆石窟的發現，進一步擴大了我國石窟寺遺址的分佈範圍，豐富了西藏石窟的內容和形制類型，具有重要的文物和藝術研究價值。該石窟寺進一步說明了吐蕃後期壁畫的形制、風格、造型和題材的表現方式。
從形制上看恰姆石窟寺的壁畫結構簡單，注重寫實，未有佛像壁畫；風格上沒有後期壁畫當中所看到的“喀什米爾”風格和“漢地風格”的影響，可以說該寺壁畫就是是吐蕃本土的畫法風格，筆法粗糙簡練；題材上當時當地的人物為主，同時伴有馬、樹木等飾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樹木圖案，該壁畫中出現的樹木是熱帶地區生長的“椰樹”，是否當時有印度畫師在此繪製需要進一步考證。
總之，恰姆石窟寺是在西藏西南角發現的一處少有的石窟寺遺址。該地處於中國西藏和尼泊爾的交界處，可以說是尼泊爾佛教藝術傳播的走廊，而且是研究吐蕃時期佛教美術史的很有價值的材料。
恰姆石窟中出現的樹木圖案，包含有熱帶地區才能生長的棕櫚類植物。（攝影/趙春江）
恰姆石窟攝影發現記 撰文/趙春江
在喜馬拉雅山脈中段，東距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100公里，西距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150公里處，一條餘脈掙脫喜馬拉雅的胸懷，如臂膀一樣由南向北伸展出來，蜿蜒數十公里。這條餘脈叫做果美山，海拔4500米～5300米。餘脈東側是與其相伴的吉曲河，由喜馬拉雅山上的冰川融水而成。吉曲河與西藏的很多河流不同，不是在峽谷裡運行，而是沖出冰川後，就立即形成了一面巨大的如戈壁灘一樣的沖積扇，河卵石小者如珠，大者如碾，遍佈灘塗。果美山似乎曾經阻擋過吉曲河前進的方向，其面東的山體，被千百萬年的河水沖刷成了南北長約二三公里，上下高達數十米到數百米的崖壁。
趙春江：吉林省文聯副主席、吉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2009年7月，他在定結縣海拔5000多米果美山上，用鏡頭記錄了羌姆（即恰姆）石窟。2010年12月，《趙春江攝影發現——羌姆石窟》首次在連州國際攝影年展上亮相，引起國內攝影、考古、美術界的震撼。
奇跡就在這崖壁之上發生了。不知什麼時候，什麼人，開始在崖壁上開鑿洞窟，造浮雕，繪壁畫。至今已經難以想像，多少人、多少代人、多長的時間、多大的城池，造就了這麼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遺產，然後，創造者本身卻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聲無息，無影無蹤。以至於今天，還沒有權威的判讀，只是“約於”和“推斷”，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這處石窟的來龍去脈，典籍中也看不到隻言片語。她藏在深山耐著寂寞，耐著清冷，耐著歲月的雕蝕，而殘存的肌膚和面容，仍不失神秘，華貴，雍容。
沿著果美山的尾端，即崖壁的北端，順著水流湍急的吉曲河的河岸或灘塗往北（下游方向），是現今的定結縣瓊孜鄉恰姆村，我迄今四年中四上恰姆石窟。第一次上山拍攝，我使用的是“萊卡傻瓜”相機，一因初次上山，不知遠近，不知是否艱險，不知確切價值，不敢也沒必要帶重裝備；二是雖然聽了嚮導的介紹十分感興趣，明白了這是以前在西藏沒有接觸過的內容，但價值幾何，心裡還不特別清楚。
帶著第一次拍攝的“恰姆石窟”的數百幀圖片，我回到了內地，總覺得心裡有事，就請吉林大學邊疆史地中心、東北師範大學、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攝影家協會的朋友看片，大多數人看了片子後，眼前都是一亮，覺得新鮮，沒有看過，而且他們都沒有看過這處石窟一張圖片、一段文字的報導。他們鼓勵我繼續拍攝下去。
第二次拍攝，我使用了較專業的相機，但因為石窟面積高大，一般的閃光燈夠不著，角度也上不去，拍不出高畫質最佳角度的圖片。
第三次拍攝，我在內地特意購買了室內用專業閃光燈，專業三腳架，專門請教了專業老師關於石窟的拍攝及注意事項，設備發運到西藏日喀則；我又囑咐定結縣的嚮導，在縣城借發電機，買汽油，請村裡人打制木頭梯子，準備了馬車，有備而來。
這一次拍攝的圖片，我參加了2010年的連州國際攝影年展。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朱憲民為策展人，朱老師策展的題目是《他不是阿裡巴巴，卻把瑰寶帶出喜馬拉雅山》。
朱老師說：“毫無疑問，這些浮雕和壁畫，不用我們去給她加任何形容詞和修飾語，她的存在足夠讓我們驚奇，震撼。
《中國攝影》雜誌主編聞丹青參觀展覽後表示：展覽幾天就結束了，後續工作卻是艱苦的細緻的甚至是漫長的，雖然攝影者不承擔這個義務，但一個文化屬性很高的展覽要是能完成這些命題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是令人十分欣喜的，它的意義已經超出了攝影展覽的本身。
2011年3月1日，“趙春江攝影發現展覽和研討會”在北京798映畫廊舉行。來自國家民委、國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室、首都高校等領導、專家、學者觀看參加了展覽及研討。這次研討，多數專家學者認為石窟的開鑿年代應為十世紀左右。也有少數學者認為應更早，他們從石窟的第一層壁畫都是世俗畫面、生活場景、馬匹很多來分析，特別是比照敦煌“285”窟壁畫中的馬，線條和風格有許多相似之處。更有學者大膽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可能存在著第四條線路，而羌姆石窟就處在這條“文化鏈”中也未可知。
2011年7月，我第四次上恰姆石窟，同來的有北京首都師範大學藏傳佛教藝術研究中心謝繼勝教授和西藏自治區有關專家。謝老師進了一個石窟，足足“呆”了有幾十秒鐘，自言自語道：“毫無疑問，這是國家一級文物！”
我只是攝影家、作家而不是文物專家，而恰姆石窟的研究與保護工作，仍有待於繼續探索與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