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攝於1935年8月20日。

洛克作為美國地理學會的負責人，在卓尼住了兩年多，後來去了雲南德欽藏區，是最早到我國藏族地區進行學術考察的美國學者之一。由於他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並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他本人也成為一個研究物件。

范長江是位著名的新聞工作者，是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創始人之一，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但是，卓尼土司多年來很少被人所知。而他恰恰是當時他們所在的這個地方的“主人”，在當地具有重要影響力，洛克和范長江都是作為他的客人來到卓尼的。

范長江為什麼到卓尼？

范長江當時受聘於上海大公報，那時他還是一個普通的年輕記者，大公報並沒有給他採訪藏族地區的任務，更沒有指派他去採訪楊土司。至今發現的所有文字資料都沒有提及他與美國學者洛克有什麼關係，所以，他不是來找洛克的。

那麼，這位年輕人為什麼從大上海來到這個偏僻的卓尼？為什麼一到卓尼，就與大土司取得聯繫。後來的事情表明，范長江此行，與紅軍長征有著密切關係。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恢復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權，成立了以周恩來、張聞天和毛澤東組成的新三人團。會議之後，中央確定派陳雲和潘漢年去了上海。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為正在長征途中的黨中央提供外界的資訊，使中央能夠及時地選擇正確的前進方向。

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紅軍不可能在國民黨反動勢力強大的中心城市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只能在敵人勢力比較弱小的大西南和大西北求得生存和發展。而這些地區很多是少數民族，主要是藏族和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做好這些地方的少數民族同胞的工作，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加強民族團結，建立廣泛的反蔣抗日統一戰線，就顯得特別重要和迫切。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潘漢年就曾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特科從事秘密工作，是一位卓越的地下工作者。而范長江就是在上海地下黨的影響和幫助下參加革命工作的一位進步青年，後來成為一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領的中央紅軍正行進在川西北的大草地，處於最困難的境地。在中央紅軍走出草地、到達卓尼的前7天，范長江來到卓尼，並與卓尼土司羅桑丹增朗傑多吉（漢名楊積慶）直接見面，這件事絕非偶然。

楊土司是什麼人？

第19代卓尼土司楊積慶生於1889年，從小敏而好學，精明能幹。他于1902年以侄孫身份破例承襲土司之位，並兼護國禪師。

卓尼楊土司的勢力在上一輩土司楊作霖時期雖然受到了很大壓抑，但到楊積慶時仍然有48個旗的轄地，共屬520族、11599戶。把守關門5座、隘口25處。

卓尼土司延續到楊積慶時，時局發生了很大變化。辛亥革命的影響時時在衝擊著封建社會遺留的東西，一場新的革命正在孕育。但在這場偉大的暴風雨來臨之前，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愈演愈烈，軍閥混戰、地方割據的情形日趨嚴重。在這樣複雜的社會變革之中，如何正確地把握形勢的發展，處理好各方關係，是保存自己的關鍵。

與前19代土司相比，楊積慶更善於審時度勢。他雖未邁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國各大報紙，及時掌握國內外形式。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設有商行，常有書信、貨物來往。他的思想比較開明，易於接受新鮮事物，推廣先進技術和文化。楊積慶還有多方面的興趣，愛好攝影，還在卓尼首次架設電話，組裝500瓦的發電機，這在當時的藏族地區來講，是比較先進、比較超前的。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之後，一方面在回族、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製造矛盾，加深民族隔閡；另一方面，又對黃鎮清、楊積慶等土司頭人採取懷柔政策，加封了很多頭銜。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後，蔣介石對川西北和西康、青海、甘肅藏區的土司頭人大加封賞，發給槍支彈藥，並給予經濟上的援助，挑動他們去打紅軍。楊積慶被委任為洮岷路保安司令。

1935年8月、9月，紅軍陸續進入甘肅後，甘肅地方軍閥魯大昌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隴西路總司令，後為新改編的陸軍154師師長。魯大昌命令楊積慶土司拆毀棧道和橋樑，破壞道路，並帶領他的2萬多名藏兵截擊紅軍，不讓紅軍走出迭部峽谷，進而將紅軍消滅在雪山草地之間，以此來向國民黨蔣介石邀功請賞。

↑卓尼吐司歷史陳列館內對土司組織結構的解說

中央紅軍走出川西草地

人們通常都會用“爬雪山，過草地”來形容長征的艱難。這裏說的雪山是夾金山，草地就是方圓數百里的川西大草原。

當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在達維會師，來到毛兒蓋草原，準備北上時，蔣介石飛到成都，親自部署對紅軍的圍剿。蔣介石判斷紅軍可能東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地方行動。他認為川西北水草地是不可能通過的，突圍路線一條是從毛兒蓋、松潘經臘子口出甘南，另一條是從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陰平故道再出文縣、武都。蔣介石限令薛岳部於8月上旬推進到文縣、武都、平武、青川一線，與胡宗南部聯防。又決定胡宗南部歸薛岳統一指揮，集中在松潘、包座一帶，堵截紅軍北上。蔣介石又調集川軍封鎖岷江，妄圖困死紅軍。

但是，英雄的工農紅軍在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的領導下，硬是選擇了這條“插翅難飛”的水草地。

川西水草地，是直到當時中國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都尚為發現過的地方，是探險家尚未到達過的地方，是中國地圖上直到當時尚未標明的地方，是一個讓人們感到非常陌生、異常奇特、極其危險的地方，是歷史上任何一個軍隊都沒有走過的地方。

8月21日，艱難的草地行軍開始了。從毛兒蓋方向進入，向東北方面走出草地，綿延約四五百里，需要走六七天。據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回憶，當他們走到草地邊緣，放眼遠望，遍地是濃密的青草，茫茫蒼蒼，無邊無際，與遠方的藍天相連；草地之中，到處是淤黑的水流，一片連著一片。很多地方水深齊腰；而有的地方，人陷進去不見頭，馬陷下去不見頜。

部隊戰士大部分從南方來，衣服單薄，而這裏晝夜溫差大，白天還是烈日炎炎，一到夜晚，寒風凜冽，氣溫驟然下降，有時到零度以下，儼然隆冬時節。　　

饑餓，是草地行軍的又一個大問題。當時紅軍的糧食本來就很缺，到了水草地，由於缺少燃料，只能燒點開水沖糌粑糊糊喝，或生吃青稞，無法煮飯。後來連糌粑和青稞也沒有了，只能靠挖野菜充饑。

  楊土司開倉獻糧幫助紅軍，中央紅軍在迭部境內得到休整

9月初，中央紅軍陸續進入楊土司轄區迭部達拉溝。

紅軍到甘川邊境將要向迭部進發的消息，楊積慶早有所聞。川西大土司華爾功赤烈、索官瀛等已經同紅軍取得聯繫，他們不但沒有按照國民黨蔣介石的命令阻截、攻打紅軍，還在暗地裏支援紅軍，中央著名的卓克基會議，就是在華爾功赤烈的官寨召開的。他們派專人給楊土司送信，通報情況，告誡他不要上國民黨的當，不要與紅軍做對。

更重要的是，1935年5月1日，黨中央發表了著名的《五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紅軍進入藏族地區後，以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發表了《告番人同胞書》等一系列文獻，宣告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滅蔣興博”的方針（博，即博巴，指藏民）。號召“抗日反蔣”，莊嚴宣告“紅軍不壓迫番民”。所有這些，使楊土司深受感動和教育。與此同時，楊的好友、進步人士也對楊土司進行開導和勸說。在這關鍵時刻，楊土司經過反復思考，通觀全局，做出了果敢的決定：秘令迭部倉官楊景華（藏名丹增），秘密召集迭部轄區頭人和總管會議，傳達他的口諭：“不要把槍口對準紅軍，不要阻擊，開倉給糧食吃，讓其順利過境”；同時還組織百姓搶修了按照國民黨政府的命令已經拆除的木橋和棧道，為紅軍通過迭部峽谷、翻越臘子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楊積慶土司還違背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朱紹良和魯大昌師長的命令，暗地裏將自己的約2萬名土兵全部撤離迭部地區，後撤、收縮到卓尼地區，聲稱要保衛土司官寨和禪定寺。

迭部倉官楊景華按照楊積慶土司的密令，秘密與紅軍領導接頭，並將崔古倉5萬多斤小麥開放接濟紅軍。

到了迭部境內，經過連續作戰、長途跋涉、極度饑餓、極度疲憊的紅軍得到了一次非常難得的休整機會。

當時，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前面有國民黨第八戰區朱紹良和魯大昌的數十萬部隊在堵截；後面有薛岳和胡宗南幾十萬中央軍在追擊。此外還挑動西北地方以馬步芳、馬鴻逵為首的回民武裝和藏族的土司頭人武裝來阻截紅軍。恰在這時，黨內出現了嚴重分裂，張國濤不執行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帶著四方面軍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紅軍。

在這種危機關頭，紅軍於9月11日和12日在今達拉鄉高吉村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著名的“俄界會議”。俄界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會後，紅軍在未受任何阻擊的情況下，順利地通過了達拉溝天險和尼傲、九龍天險。沿途藏族群眾目睹紅軍衣不避寒，食不果腹，尚能遵守紀律，不欺壓老百姓等情景後，份份回村送糧送衣，紅軍也回贈了槍支，碎銀，蘇維埃紙幣等。

   軍閥魯大昌下毒手，楊積慶遭遇滅門之災

魯大昌臘子口防務失利之後，將憤怒全部發洩在楊積慶身上。但是不久之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甘肅省綏靖主任朱紹良被調離甘肅，對“楊積慶私通紅軍”之事未及處理。

軍閥魯大昌並不甘心，進一步策劃更險惡的陰謀。一面收買楊積慶部下屬二團團長姬從周、房科書記官方秉義等，一面聯絡臨潭地痞陡劍平、李識音、王禹九等，在岷縣魯大昌師部，蘭州昆侖飯店等處秘密聚會，策劃殺害楊積慶的陰謀。1937年8月26日夜，魯大昌派其團長竇得海率領一營兵力，著便衣，深夜從臨潭新堡渡洮河，潛入楊積慶官邸博峪，在內部叛徒的接應下，突然襲擊，將楊積慶及長子楊琨等一家7口人殺死，此外還殺害其他親屬及隨從10余人，只有年僅7歲的幼子楊復興因熟睡滾落到床底下，奇跡般地活了下來。竇德海及便衣隊，滿載劫掠來的楊積慶之財物連夜撤回岷縣向魯大昌報功。第二天魯大昌派人從岷縣帶來已印好的“楊積慶私通共匪、供應糧秣，奉上級指示，已予以懲辦”的佈告公佈示眾。歷史上將這一事變稱之為“卓尼事變”。

消息傳到卓尼各地，群情激憤，48個旗的旗民兵紛紛集結，襲擊了叛變分子，擊斃了首惡姬從周等人，並電告省政府，要求懲辦殺人犯魯大昌。國民黨迫于形勢，派田昆山前來卓尼處理事變，宣佈由楊積慶幼子楊復興繼承父職，為卓尼第20代土司，並任命為洮岷路保安司令。

  歷史是公正的，楊積慶終於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半個多世紀以來，楊積慶支援中國革命的功績和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經過，在卓尼、迭部及臨潭各族人民中有口皆碑，並被後來人傳頌。從表面現象看，好似楊積慶讓道放糧、補充紅軍給養是“守土自保”的舉措，但分析實情，確是楊接受進步思想，支持抗日，在國民黨當局的高壓政策下採取的一種隱蔽的支持紅軍北上抗日的革命之舉。因此，根據《革命烈士褒揚條例》的有關規定，卓尼地區的幹部群眾及其親屬提出，應批准楊積慶為革命烈士，以激勵藏族人民，團結一致，堅定信念，緊緊跟著共產黨，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經過有關部門認真的調查研究，甘肅省民政廳終於在1995年正式做出決定，追認楊積慶為革命烈士，並在他的故鄉卓尼縣建立烈士紀念碑，永志紀念。